《中国历史大辞典》的隆重出版，是我国史学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你们用智慧和心血，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伟大时代的产物。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包罗万象，蔚为壮观，然而以往却没有一部与之相称的历史工具书。中国的史学家早就立志要编纂一部大型中国历史辞典。但是这种愿望在旧社会不啻是一种梦想。新中国建立后，有些学者又曾经提出过编纂大部头历史辞书的倡议。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宣传部还将编纂中国历史辞典的任务交给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前身）筹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学术界几代人的梦想才有可能变为现实。《中国历史大辞典》从开始启动到编辑出版，始终受到党和政府的多方关心。1978年，正逢我国改革开放起步之时，百废待兴，到处都要用钱，但国家还是拨出巨额款项资助这一文化工程，并将其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调动了国内大批第一流的史学家共襄盛举。这就从人力、财力上保证了大辞典工程的顺利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组织《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新闻出版署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关心，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经济发展和政治的安定，没有文化学术的宽松和繁荣，就不可能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如此规模巨大的高质量工具书问世。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中国历史大辞典》是我们国家强盛与兴旺的标志。
编纂代表国家学术水平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综合性工程。我们的史学家为此贡献出了宝贵的智慧和才能，付出了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不管是老一辈史学家，还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了发掘、研究、传承、光大中国历史文化这一崇高目标，宵衣旰食，笔耕不辍，历经二十一个寒暑的艰辛劳作，春华秋实，终于在世纪交替、千年更迭之际，完成了这部能藏之金匮、传之后世的鸿篇巨制。这种精神值得称赞。
《中国历史大辞典》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它的权威性主要体现在编纂这部辞典的编委会和许多作者都是代表各学科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而且这些专家没有一个是挂虚名的，他们用自己深厚坚实的学养与功力为大辞典各个分卷撰写和审读了大量条目。这些学者对具体史实的精深研究，以及对大辞典工程的高度投入和负责，使撰写的条目能够代表中国史学研究的最新水平，从而保证了《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权威性。《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出版是中国历史学科发展到当前阶段的总结。它不仅包含了该学科领域内的最基本的知识，而且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前人的文化积累和研究成果，对学科的承前启后、积累创新、总结发明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出版了不少大型的通史类著作。这些著作注重对历史的纵线勾勒，在宏观上对历史不断进行新的阐述，对读者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极有裨益。而《中国历史大辞典》则注重历史的横面分解，全方位陈列历史基本细节，熔可读性、知识性、学术性、文献性于一炉，可以同通史类著作互为依托、相得益彰。人类历史包含着许多内容，除了政治、军事、经济现象以外，还包括知识、艺术、信仰、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生命活动过程中与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关系。如果仅仅将历史理解成朝代的兴衰更替、治乱得失、人世变迁，或者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几大条块，那么，这样表述出来的历史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有鉴于此，《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在内容上兼容并包，力求完备，全方位、多视角地反映出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将五千年的伟大文明熔铸于一典之中，并在释文的科学性和精确性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从而使其学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直接的关系。”（《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一个伟大民族的重新崛起与振兴，必然有其悠久的人文传统、丰厚的历史蕴积作为基础。因此，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地予以梳理总结，温故知新，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的必然之举。《中国历史大辞典》这项工程的胜利完成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不仅使我们的人民得以回首往昔，借鉴历史，述往思来，更加锐意于民族今日的振兴与进取，而且对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民族的凝聚力，高扬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一百年前，卓越的思想家梁启超曾充满激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纵有千古，横有八方，前途似海，来日方长”（《饮冰室文集五·少年中国说》）。我坚信，中华民族还将以其刚健不息的生命力和泉水喷涌般的创造力继续谱写中华文明的新篇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类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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